安娥结束任务归来，推门进屋时，只见田汉伏在案前，灯光下笔走如飞，竟专注到连妻子进门都没有察觉。久别重逢，两人既欣喜又感慨。田汉忙把案桌上一本新近发现的剧本递给妻子——那是洪深的作品，构思精巧、笔力雄健，他连声赞叹对方天赋过人，却又惋惜眼下环境险恶，压得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再难像从前那样高产创作，谈到洪深近况，他竟激动得几乎要恼怒。

　　　此时日寇仍在国土上横行肆虐，山河破碎，战火未熄，国党却置外敌于不顾，在后方公然挑起内讧，令人愤懑又不解。安娥出发前便听说洪深境况堪忧，如今刚一回到家，重提此事，当即提议与田汉一道前去探望这位老友，看看能否拉他一把，免得任由他被这场荒唐的政治风暴吞没。

　　　来到洪深住处，他从抽屉里拿出蒋介石最近下达的一纸函件给田汉夫妇看，字里行间写得清清楚楚：凡是加入G党的人，一律不得在“三厅”中担任任何形式的工作。短短几行，却是重重一闷棍。洪深满腔愤怒，直指此举是在大敌当前之际，硬生生把刚刚建立的国共合作撕裂。几场胜仗还在眼前，如今却又要重燃内战，弄得民不聊生。重庆局势越发混乱，安娥便动员洪深随他们一同赴桂林，从事新的文化工作，另辟一片阵地。

　　　可洪深却心绪复杂，他曾在国党单位供职，如今若再回到桂林，想到要面对那些旧日同僚，便觉得颜面无存。他沉溺在挫败与屈辱中，对前途几乎完全失望。田汉耐心劝说，分析形势，鼓励他把才华用在真正有意义的地方，而洪深却日渐消沉，借酒浇愁，口出牢骚。安娥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不断劝他振作精神，把眼下当作黎明前的黑暗，暂时韬光养晦，为将来的光明积蓄力量。可洪深只是苦笑摇头，对当前局势不再抱任何幻想。

　　　为了弄清“三厅”最新动向，安娥专程去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，恰逢郭沫若也在场。郭沫若正愤然抨击老蒋的命令，直指这种排斥进步力量的做法短视狭隘、损国害民。周恩来随即打电话核实文件真伪和执行细节，在弄清来龙去脉后，他当机立断：既然蒋介石执意内讧，那就由他们来接收所有被“三厅”驱逐的文化工作者，让这些被抛弃的笔和声音重新站到人民一边。

　　　不久，周恩来亲自致电文言白，希望他在桂林为一批进步人士争取留下的机会。文言白仔细权衡这些人的身份与影响，向上级递交详尽的请示。很快，批复下达——周恩来提出的名单全部获得批准，其中便包括郭沫若。这个结果，无异于在风雨飘摇的文化战线上亮起了一盏灯，给徘徊在去留边缘的人们重新指明了方向。

　　　与此同时，一位名叫卡尔曼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，他对被侵略国家的命运格外关注。卡尔曼首先前往延安，亲眼见证那里的革命信仰如何在窑洞与黄土之间扎根生长。随后，他来到桂林，看见一批进步人士收留了许多在轰炸中家破人亡的孤儿，带着他们读书识字、唱歌识理。卡尔曼被深深打动，拍下无数照片：孩子们住在窑洞、破屋、废墟间，环境极其恶劣，却一个个目光坚毅，嘴里唱着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，在硝烟中守护着最简单也最顽强的希望。

　　　另一边，李克农得知刘翰曹正在极力谋夺广西政治部领导之职，此人一贯紧跟老蒋，对G党和进步力量极端敌视，若让他掌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李克农立刻想出对策，广邀桂林一众坚守国共统一战线的名流贤达出面相助：这些人多是备受敬重的长者，心系民族前途，闻讯后毫不犹豫齐聚一堂。大家经过反复商议，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李夫人出任广西政治部主任，以她的声望和立场守住这块来之不易的文化阵地。

　　　夏衍同几位前辈代表众人前往李府求见。李夫人亲自接待，态度温和而坚定。听完众人来意，她先是再三推辞，既谦逊又慎重，但想到广西百姓的利益和战时文化工作的命脉，终究不再退让，当场应允担任重任。屋内掌声骤然响起，众人眼中闪烁着久违的振奋——在枪炮声、禁令书之间，他们终于为广西守住了一方文化之“阵地”，也为无数像洪深这样彷徨的文人点燃了一丝新生的火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