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衍刚刚完成了一部锋芒毕露、直刺时局的剧本。郭沫若一看便拍案叫绝，认为这不仅是一部好戏，更是一把利剑。眼看报社会计拮据，他灵机一动：此时正好回到广西，把剧本尽快拍成电影、搬上舞台，一边鼓舞民心，一边为前线筹集经费。李克农听了夏衍的设想，也觉得这是以文化为武器、暗中团结更多爱国人士奔赴抗日前线的绝佳时机。

　　在中共坚持不懈的运作下，杨东莼终于出任广西桂林教育长。上任第一天，他便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，邀请陶行知等进步教育家出任地方大学校长，创办、整顿了大批学校。一时间书声再起，文化活动如火如荼，民心迅速凝聚。任素宁则奔走于校园与街头之间，采访记录广西人民在战火中重建家园、组织抗日的点点滴滴。

　　黄旭初同样看得清局势。在白崇禧奔赴前线血战之时，他在后方一面周旋各方，一面小心谨慎，不再贸然阻挠中共的行动。临行前，白崇禧对他说的那番话，让他记忆犹新——若是站错队、挡错路，只怕将来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正是这句话，让他对风向格外敏感。

　　为了让这部爱国戏剧顺利“落地”，郭沫若不断给夏衍打气，催他尽快帮助剧组把剧本排成正式剧目。他们决定将这出戏同时搬上银幕与舞台，在重庆、桂林两地轮番上演，借戏凝心，借戏动员。为此，谢秘书提前向黄旭初透了风。黄旭初对公演仍有犹豫，谢秘书早有准备，掏出一份演出委员会名单——其上三四十位皆是本地文化名流。见到名单，再听说明广西军委也已点头，黄旭初心中顾忌顿消，当场表态：全力配合。

　　剧本有了，剧目确定了，接下来最关键的便是演员。周恩来同志细读剧本后，当即决定派安娥出面与剧组接洽，负责协调各地演员参演，打通剧组在筹备中遇到的重重关节。安娥同志接到任务，毫不迟疑，从长沙星夜启程。

　　谁知刚到码头，意外突生。日本人已经全面控制登船通道，逐一盘查乘客证件。安娥身无通行证，原本约好在船上的接头人迟迟不见踪影，眼看就要轮到自己接受检查，她心头一紧。就在此时，一名神色镇定的妇女将怀中的孩子突然塞到她怀里，同时悄悄把一张通行证按进她的手中。

　　安娥抱着孩子，将通行证递给日本宪兵。一个日本军官却盯上了她：衣着考究、举止优雅，与怀中那一身补丁的孩子显得格格不入。他当即喝令拦下安娥，严厉盘问。关键时刻，那名妇女镇静走出人群，解释说刚才只是请这位小姐帮忙抱一会儿孩子。日本人仍不相信，逼迫孩子当场喊一声“妈妈”以证身份。孩子惊恐万分，迟迟不开口，刺刀和枪口逐渐对准两人。就在气氛几乎凝固的一刻，小孩终于颤声喊出“妈妈”，日本宪兵只得放行，安娥这才暗暗松了口气。

　　辗转多日，安娥终于赶到剧组，与导演及主要演员一一会面，向大家讲述这部喜剧背后深藏的爱国用意——用笑声揭露侵略者，用舞台点燃民众的抵抗意志。然而导演却突然收到噩耗：原本已敲定的一位秦姓演员，被一名凶名在外的日本少佐强行带走。剧组上下人心惶惶，担心她凶多吉少。

　　日本宪兵部的办公室里，秦姓演员被软禁在狭窄空间。日本军官态度傲慢，开口便要她参演所谓“中亚共荣”的宣传喜剧，为侵略涂脂抹粉。秦姓演员当场严词拒绝，宁死不肯替敌人站台。这一句“不演”，彻底激怒了日本人。望着对方越来越阴冷的眼神，她心里很清楚：自己也许再也走不出这间屋子，但至少，绝不会在舞台上替侵略者说一句台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