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一年，香港汇隆银号的经理何贤刚从出差归来，未曾停留片刻，便径直前往茶楼与父亲、妻儿共进早茶。席间，何贤谈及当前局势的迅速变化，提出计划将全家迁往澳门生活，并先行前往澳门办理金融从业许可证。尽管夫人郭绮文对此感到不安，何贤却以温和的语气安抚她，最终打消了她的顾虑。

当时，二战的硝烟已弥漫整个欧亚大陆，中国大半国土早已沦陷，而香港与澳门则依旧相对宁静，成为唯一的避风港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日军特务机关在这些地方依旧横行霸道。年末的寒冬，何贤携吕修远乘船抵达澳门，期间他们发现报端未曾报道德军东线的战况，何贤心中已然有所预感。

何贤办理完金融许可证后，恰逢澳门各界人士举行爱国募捐义演，现场气氛热烈。许多疍家渔民深受感动，纷纷解囊捐款，他们将钱托付给女孩小渔，命她将捐款送上岸。然而，澳门当时有旧规，疍民被视为低等人群，世代居住在海上，除非特殊情况，否则不得踏上陆地。

正金银行澳门支行的经理铃木一郎本就对这场爱国义演不满，看到小渔的举动后，立即以此为由，召来负责此地治安的洋人警察官耶，要求逮捕小渔。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梁彦明、柯麟与音婉等人前来阻拦，双方的矛盾迅速升级。此时，澳门的经济副局长洛柏出面调解，然而铃木一郎坚称小渔违法登岸，其所携带的捐款也属“非法资金”，要求查扣全部捐款，并依法严惩。

铃木一郎的话引发了在场众人的强烈不满，何贤突然站了出来，向警察官耶出示证件，依据澳门商法相关条款，表示小渔是银号的客户，所携款项是合法经营资金，应当免除责任。铃木一郎立刻提出质疑，认为何贤代表小渔与正金银行交易，以贷款补足小渔的资金，并要求当天就结算做空德国马克。此时，德军正在猛烈进攻莫斯科，马克汇率持续上涨，在旁人看来，何贤此举无疑是在自掏腰包。

然而，何贤显得十分镇定，他向围观者提议可以一同投资。众人虽然犹豫不决，但镜湖医院的医生柯麟率先响应，其他人也陆续跟进。相反，铃木一郎自信满满，决定将杠杆提升至二十倍，命人用现场的公用电话与香港分行取得联系，每五分钟公布一次马克汇率。初时，汇率为六块七毛一，半小时后涨至六块八，铃木一郎得意洋洋，然而何贤依旧淡定自若。

然而，不久之后，第二次汇率报价却突然下跌至六块四毛二，众人开始感到惊讶，甚至有些人已获得了可观的盈利。铃木一郎坚持认为这只是短期波动，然而，当第三次报价再次暴跌至五块四毛，五分钟内下跌幅度接近百分之二十时，铃木一郎终于慌了神。何贤此时缓缓地解释道，他的判断依据是德军东线战况已经三天未见报道，而苏联塔斯社预告将发布重大战报，这意味着苏军可能已经成功反攻，德军的攻势将被瓦解，一旦消息公开，马克汇率必将崩盘。

何贤的预测得到了验证，马克汇率在短短时间内下跌超过百分之三十，横滨总行紧急电令平仓。铃木一郎不得不接受现实，最终按何贤要求的百分之四十五结算，并带领日方人员向小渔鞠躬道歉，表达对前述辱华言论的悔意，随后狼狈离去。

随着船只即将启程，何贤将当天获得的收益交给小渔，然而小渔却将这些钱转手投入了义捐箱。柯麟感到十分欣慰，提议大家将所有收益捐出。众人商议后决定将当天所赚的钱全数捐献出去。等大家回过神来时，何贤和吕修远已经登船离开。吕修远对此感到十分痛快，表示遗憾的是结算的时机过早，但何贤却解释道，马克的急剧下跌仅仅是由于突发消息的冲击，苏德战场辽阔，虽然莫斯科之战苏军获胜，但这并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，市场会很快恢复。

与此同时，黄公杰作为大濠帮的二当家，前往汇隆银号要求提取账户的全部存款。由于数额巨大，需要提前预约，且何贤尚未归来，当日的股汇市场也已经收市，阿全告知黄公杰，最早也得第二天才能办理。然而，黄公杰却注意到门外的通缉令，急忙通知自己逃离，却被帮众堵在了巷子里。海云堂的堂主梁忠严厉斥责黄公杰私通日寇偷运钨砂的汉奸行为，并下令将他绑入麻袋押回帮中处置。在混乱中，黄公杰急忙吞下了银号凭证。

乔音婉与兄长乔仁宇谈论当天的见闻，乔仁宇深感叹息，随即劝告妹妹不要再公开宣扬抗日言论，免得招致日方报复。乔音婉愤然反驳，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只求自保，那么国家就无法存续。两人争执不下，谈话也因此结束。

何贤回到家中，与父亲何澄溪一同焚香告祖，向祖先禀报当日的所有商业活动皆按照诚信原则进行，绝无欺瞒之事。郭绮文询问何贤是否依然坚持全家迁往澳门的计划，何贤坦言自己只是未雨绸缪，并非急于离开香港，目前还是要静观其变。

大濠帮总堂内，帮主黄三合正在公审黄公杰，因其出卖国家资源、败坏忠义，黄三合判定黄公杰应受三刀六洞之刑，并要求其手下自断一臂后逐出帮派。然而，黄公杰并不悔改，反而趁机用匕首刺伤了黄三合，并趁乱逃离了。

同年十二月八日凌晨，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。消息传到广州日军华南派遣司令部，矢崎勘十与泽荣作和福江在办公室庆祝，宣布日本帝国在太平洋再无敌手。